Posts Tagged ‘’

第一次和女儿谈生死

星期四, 11月 19th, 2009

这篇小文是用11月12日的twitter记录整理的。

朵朵玩胶布,我逗她佯作要吃。朵朵把胶布躲起来说:“胶布不能吃,上面有胶,胶有毒,吃了会死的。”

我很好奇三岁的朵朵对于死亡的理解。于是我问她:“死是什么样的啊?”

朵朵说:“死了就躺地上了。”

我追问:“爸爸死了还能说话么?”

朵朵:“不能了。”

我又问:“那么朵朵说话爸爸还能听见么?”

朵朵:“也不能了。”

我又问:“那朵朵要找爸爸怎么办呢?”

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头泛起波澜,怀疑这样的话题对于三岁的年龄是否过于沉重。结果朵朵的回答出乎想象——

她想了想说:“到大树里找爸爸吧。”

正当我忍俊不禁时,朵朵一把抱住我,用小脸紧紧贴着我说:“我好心疼你啊。”

我说你为什么心疼我啊?

“因为爸爸死了,我就心疼你呗。”

我的心都碎了。

【生死小纪之四】 柏杨去了

星期三, 5月 7th, 2008

初中时,在桂林路的一个夜摊上,我随手拾起两册半新的《中国人史纲》,借着后面商铺的灯光,读起来竟不忍释手。于是我买下了该书在内地最早的,并标注了“内部发行”的版本。后来我父亲一位爱读书的同事对这本藏书艳羡不已。除了我和我父亲的这位同事,这本书还被姥姥读过,被我四老爷读过,现在放在我父亲的床头。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,和不读这本书的人比起来,他们只是有机会读到这本书。柏杨写史的特色改变了读者对历史的印象。后来易中天所做的,我就不以为然——他大嚼的都是柏杨大快朵颐后吐出来的。

直到多年以后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热炒,我才晓得这本书的作者有如此大的名堂。他在监狱写就《中国人史纲》。正如他本人所说:

九年零二十六天艰难而漫长的岁月里,我埋头整理中国历史的史料,先后完成了三部书稿,第一部《中国人史纲》、第二部《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》、第三部《中国历史年表》(另外还有第四部《中国历代官制》,一九七五年春,官员要我们“快快乐乐过一个端阳节”,把所有的参考书都搜去保管,规定每人不准持有三本以上的书,所以只写了一半。)一九七七年四月,我回到台北,几经转折,三部书稿陆续地重回到身边。面对着汗迹斑斑,颜色枯黄了的纸册,我有无限地感恩和热情。

这段困苦的时光里,柏杨自谓“没有家了”。他和九岁大的女儿通信聊以慰藉,他们把自己看作是《双城记》中的父女。后来通信编撰成《柏杨家书》。去年在朋友家里看到这本书,初为人父的我借回来看到现在。如果不是同样有爱女儿的感情,一个男人不会喜爱这一小段一小段不超过200字的清言淡语。

柏杨在序中写道:

我想叮咛至爱的大陆读者朋友,当你想抱孩子的时候,就抱他一下吧,当你想告诉孩子你爱他的时候,就说出来吧。无论什么时侯去做,都不嫌迟,孩子永远都是父母的一颗心。你不做,你会后悔。祝福你是一个比我更幸福的父亲,也祝福你的孩子,拥有我的孩子所没有的更多的父亲的爱!

不写了,我去抱抱女儿。

ps:

刚刚看了槽边往事,发现我的记忆有偏差。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于1985年写成,1988年由湖南出版社引进发行,继而引发轰动。而我读到的《中国人史纲》是1987年长春时代出版社的内部发行版本。虽然丑陋的中国人再版时经过炒作,但毕竟发行要比我读到《中国人史纲》要早很多。

When a Child is Born

星期五, 9月 22nd, 2006

2006年9月20日,十三点二十五分,我的女儿诞生了。十分钟后,我看到了女儿第一眼,她像极了我的妻子。一切都那么顺利,但是依然激动人心。

病中

星期二, 8月 15th, 2006

单子吹了,服务器出了问题,加上前一段时间休息不好,今早起来,已经晕晕的了。

不过好消息也有一些:魏哥要结婚了,老九也要当爹了。二哥今天也来个电话,大家处在兴奋之中。病就好了一半。

病 也有病的好处。心情不好也不行,必须强迫自己把免疫力提高上来。吃过饭,和妻对坐在书橱旁,一本一本的闲翻。这些书都久违了。翻到余光中的散文集时,特意 去复习他的《四个假想敌》。以前读来觉得有趣;后来有了女友,又读,觉得有理,而且颇得其道;现在即将为父,再读,不觉已经有了同感;想必到了女儿(希望 是女儿吧)十岁以后,再读,更多的会心生无奈吧。

傍晚,听到阳台有声音,去看,是几只鸽子落在外面。于是透过自家玻璃照了几张,挑了两张传上来: